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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泰民安的新时代写战争小说，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一方面，当下的绝大部分读者都没有关于战争的记忆，基本靠“间接经验+想象”来理解战争。这样一来，读者对艺术真实感的理解具有诸多不确定性，这给创作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无论中外，战争文学高峰雄峙，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大批革命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早已把读者的审美口味吊高了，不由自主会以经典为标准来评价新作。尽管如此，当代小说中仍然不缺少战争，这仿佛也成为军旅作家自负的责任。凭借《张富清传》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家钟法权出版的长篇小说《重生》，以英雄昌武的经历为主线，用新颖的手法讲述战争故事，以敬仰英雄、歌颂英雄、还英雄清白的方式向社会传递“英雄信仰”，其鲜明的主题价值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主人公昌武先是以抗日正面战场上国军士兵的身份参加老河口保卫战，后在东北战场投诚进入人民军队，南下解放海南岛旋即又北上转战朝鲜，身上的累累弹痕为他换来了一枚枚军功章。战争结束后，还没来得及在部队享受和平的日子，就因为上级领导的误解和偏见转业回到地方，又迎来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波折……在作者笔下，浮沉跌宕的生命轨迹在使英雄形象充满情感张力的同时，也让人为剧烈动荡的时代波涛中无法掌控的个体命运扼腕而叹。昌武的人生转折与左团长、钟守刚、游三醒等“反派”式人物不同的结局，也因暗合了“善恶终有报”的民间朴素真理而具有警示意义，同时也回馈了读者的道德和情感期待，这增加了小说的丰富性和可读性。

作为一名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昌武是小说着力打造的形象。作者选择两条线索展开叙事，以此从不同方向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揭示了“英雄是怎样炼成的”这样一个看似个性化但实则极具普遍性的规律——那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怕牺牲，始终坚守信仰、坚持真理。表现在叙述过程中，一是与小说中的叙述时间一致的线索，即昌武转业复员和到地方后的人生经历。这条线索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既有对他在部队养成的认真踏实、实事求是作风的褒扬，例如组织民兵小分队刻苦训练，在全县比武中夺魁；在大炼钢铁时科学规划高炉建设，并根据在部队掌握的气象知识提前预判撤离人员，最大限度减小了泥石流给群众造成的伤亡等；更展示了他在政治风波中遭受非人的折磨时，相信组织、嫉恶如仇、不甘屈服的信念与毅力。从朝鲜战场回国前，面对金姬的痴情，他因遵守纪律而表现出的“无情”也同样是英雄形象的“加分项”。

二是与小说中叙述时间相反的线索，即昌武对战争的讲述。相比于采用线性讲述的传统现实主义方法，这条线索的安排显示出作者在叙事上的自觉与匠心。从角色设定上看，昌武本是行动的主角，正常来说他很难再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在当下的时间中进入过去，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身在当下又身在过去。但作者巧妙地让他面对他者的追问去回忆他经历过的刀光剑雨，从而将历时性的事件转变为共时性的情节，时间叙事变成了空间叙事，既集中展现了时代的变革，又为人物的英雄行为建立起了行动世界。正是在昌武的回忆中，我们与他一道重回战争年代，见证了他带领士兵在谷城“反偷袭”行动中以较小伤亡大获全胜、在老河口保卫战中被鬼子刺中负伤、在入朝作战第五次战役中以血肉之躯对抗美军的飞机大炮被弹片所伤等的凶险经历。他的讲述串联起来，正是保家卫国血洒疆场的成长之路。

对战场的回忆呈现了昌武从普通一兵成长为英雄的过程，而第一条线索则提升了他的形象高度：被霸道武断的左团长误解的他到地方以后，英雄的光环非但没有暗淡，反而因个人始终如一的努力而延伸出作为英雄的另一重含义。在两重叙事中，虽然人物的性格转折并不明显，但昌武的性格形象并没有被符号化和脸谱化，与百合的恩爱和对梅青的真诚，让人看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儿女情长”让人物更加丰满和真实；而当钟立骏在酒桌上试图让昌武与有着杀妻之恨的钟守刚“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时，昌武作为普通人的心理活动愈加让人钦佩：“他只是在心里想，与守刚何以泯恩仇？”昌武本来想参加新四军，但出于肤浅的狭隘心理参加了国军，而参军的目的是抗日并最终走上了光明之路。作为英雄，他有着家国大义；但是作为普通人，恩怨分明才最符合生活的法则。

崇尚英雄是这部作品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主题追求。昌武转业复员就因战功而受到尊重，“立了那么多功，了不得，非常了不得”，县武装部张部长言谈之中满带崇敬，并执意用全县仅有的两辆吉普车之一在风雪中送他回村。他带领民兵小分队在军事比武中获胜，成了全县家喻户晓的英雄，也因此赢得了百合的芳心。他回部队请求组织出面解决档案里的错误记载，迎接英雄回营的是战友们无限的热情，县里很快根据部队党委的意见更正了错误并为他安排了工作。昌武被污为“军事小集团”的“爪牙”而停职，但他的形象不仅没有受到污损，反而有更多的人前来，“为的就是看一眼他们崇拜的英雄”。甚至在批斗现场，都有人挂出“昌武是人民的英雄”的横幅。最终他的冤案平反昭雪，英雄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作者对这一主题的选择，与当下社会主流价值一脉相承，凸显了作品的时代意义。

从战争到特殊时期的政治运动，《重生》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命运晦暗而又沉重，但英雄形象让人倍感温暖，也给叙事涂上了些许明亮的光泽。特别是回忆性的讲述，使故事在不同时空中转换，为叙述带来新的节奏。“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小说的结尾，昌武用枪毙钟守刚和游三省时留下的弹壳，在妻子百合的坟前吹奏了一曲《我的祖国》，并“要等到来年百合的祭日再给她吹”。这一情节作为订婚之后多次用枫柳树叶吹奏同一首曲子的延续，清晰地传递出英雄胸膛里对祖国和人民不息的心跳。同时，飘荡在绵密现实中的哀婉曲调，无疑也增加了小说的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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